此等有关行政诉讼的民谚，可以看作是行政机关在输掉官司后做过种种的报复行政相对人的例证。
他承认，自己和许多人一样，热烈倡导公民权利，虽然他在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政体方面想法不同，他相信自己还是愿意为此而牺牲自己的想法。４、意见形成于人的理性，只有公众的理性应该控制和调节政府。
汉密尔顿也承认，在立法机构中，仓促决议往往有害而无利。我国的制宪、修宪模式可以称之为最高决策者拍板的模式。麦迪逊详细地探讨了人类犯错的各种情况。新宪法的基础即系此种忍让精神。宪法是友好精神的结果，承认区别而又互谅互让，鉴于我们目前所处的独特政治形势，这种精神必不可少。
听者（会议主持者）对各方的意见、主张、论证和证据应给予公平的关注、同等的尊重和对待。为什么美国革命者能够在建国立宪的过程中依靠商谈协商，依靠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制定一部高出政府的宪法呢？他们从事商谈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宪法能够以商谈的方式写就？因为商谈发生在不同的人们中间，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具有不同观点和利益的人们进行讨论、对话和交流，这就与对人民一词的理解相关。亨廷顿早在40年前就阐述了现代化与腐败的关系，他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
也就是说，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现代化建设中必定会出现权力腐败的问题，只有充分考虑到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权力限制以及如何防范与约束的问题，才是立宪者认真思考的宪政问题。宪法本来是约束国家权力主体的，一旦将公民个人也纳入违宪主体，势必将宪法的功能人为地弱化与改变。[9]胡耀邦在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委，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既要反对那种企图回到‘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错误理论、错误政策上去的‘左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倾向。[1]有学者称之为我国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如果仅仅将宪法理解为确立国家最根本制度与根本原则的政治文件，那么这种宪法将无异于一部政治纲领。然而，如果仅仅考虑了权威与秩序而忽略了对权力的限制和对自由的保障，权威有了，秩序有了，宪法也有了，但自由和权利却可能处于权力的侵害之下。
二、立宪目的之二：确立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的复兴。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除了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一般法律等18项职权外，还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摘要: 1982年宪法在总体上说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的宪法，其立宪目的基本分为四个方面，即确立四项基本原则、确立国家的根本任务、确立列举与概括的政府权力体制以及确立违法主体与违宪主体一体的模式。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因为，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可能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即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所以，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就没有人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这就是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第85条规定，国务院除了行使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等17项职权外，还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两者互相依存，而不是完全对立的。
邓小平明确地论证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原因：(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从违宪主体而言，只有代表国家行为或政府行为或准政府行为的主体，才能构成违宪主体。(2)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呢？在他看来，原因有三：一是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基本价值的转变，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内部集团逐渐接受天下平等和以成就量人的规范以及伴随着公民权利平等观念的传播，而那些按照传统规范被视为合法性的行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则成了不能接受的腐败行为。亨廷顿指出：共产党人对国家所构成的威胁不在于他们推翻政府的本领，而在于他们建立政府的本领。
宪法只是规制国家政府权力的，若在国家政府之外，还有一个不受宪法制约的权力主体，是难以建设真正的宪政的，所以应当把党章中所确立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法律化，以政党法的形式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领导权限、领导方式、领导形式、领导程序等固定下来，方才谈得上宪政的健康建设。而实际上，公民个人是违反法律的主体，不应当成为违宪主体。
也就是说，一个公民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8]前引[6]，第166-173页[9]前引[6]，第358页。
[11]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家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思考政府的建设问题时是不同的，当一个美国人在考虑政府建设问题时，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威，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3]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也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6]《邓小平文选(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63页。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10][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4-62页。立宪者如果不是基于对国家权力如何防范与限制，而是基于怎样确立一种威权的政府，也同样是与立宪目的相背离的。
然而宪法一旦规定了公民的义务，则意味着公民也成了违宪主体，从而影响了宪法实质功能的发挥。[4]还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5]等等。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1982年宪法的立宪目的与普遍主义的宪法目的相比较，发现它们在立宪目的上存在着差异。
邓小平认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国家机构权力只能是列举式的，未明确列举的权力不得行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14项列举的职权外，还可以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将四项基本原则法律化的思想，他指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规定。
[12]可是在一个中国人看来会这样吗？事实证明是相反的。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重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政治报告中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立法目的1982年宪法被普遍认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宪法，宪法学界对它的赞誉颇多，譬如，有学者称之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而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到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所以在一个外商无处不在的国家里，尤其会助长腐化的泛滥。1982年宪法的制定者过多地考虑了权威与秩序的确立问题，以此为国家根本任务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秩序保障，而忽视了立宪的本来目的在于权力限制。
